原中国驻IMF执董魏本华：扩大SDR使用范围才能稳定全球金融
IMI学术委员、国家外汇管理局原副局长、原中国驻IMF执董魏本华近日就人民币正式加入特别提款权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
他表示，人民币加入SDR带了一个好头，这鼓励其他国家，特别是对国际金融市场影响相对比较大的国家能跟上中国的步伐，大家也尽可能地用特别提款权来反映自己重大宏观经济的情况，这有利于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特别提款权的设立是为了弥补全球储备的不足，但目前来看，SDR在全球储备中的比例还有待提高。周小川行长一再强调推动扩大特别提款权在国际金融领域的使用，这样才有利于未来使它变成一个超越国家主权的一种储备货币，起到稳定全球金融的作用。
在谈到这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时，魏本华谈到，人民币在货币篮子中占比10.92%，位于美元、欧元之后，英镑、日元之前，这会增强人民币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信心，也更有利于汇率的稳定。考虑现实因素，中国已经对美联储未来的利率正常化做好充分准备，人民币不会出现短时间内大幅贬值的情形。
以下为访谈实录：NBD：周小川行长曾指出，国际社会应逐渐以SDR作为报告货币和发行SDR计值的债券，使用SDR作为报告货币，使得各国资产负债表更为客观。对此，应该如何理解？
魏本华：SDR在没有吸收人民币入篮前，由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4种主要货币组成。人民币将于10月1日正式加入，篮子组成将变成5种货币。
当然，美元占比仍旧最大，为41.9%。每个国家比如说储备或者对外投资头寸情况，仅仅以一种单一货币计价表示，那么单一货币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确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有比较大的波幅变动。这对金融市场发出的信号会是不完全的，容易误导金融市场的预期。
若以特别提款权来表述这个国家储备的多少，或者其他更重大的宏观经济数字的情况，由于它是由5种货币组成，相对于其他任何一种货币，它的变化更平稳或者说相对更柔和一些，能够更客观地反映金融市场的变化。
所以周小川行长提出这种呼吁，并推动在中国率先使用特别提款权来反映中国的储备数字。可以说带了一个好头。我们的确希望其他国家，特别是对国际金融市场影响相对比较大的国家能跟上中国的步伐，大家也尽可能地用特别提款权来反映自己重大宏观经济的情况，这有利于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
NBD：8月30日，世界银行在中国银行间市场发行了首期5亿SDR计价债券。SDR债券在时隔30多年后重出江湖，为何此前较长时间没有发行？
魏本华：这个要深入客观地了解特别提款权当年产生的背景，以及它被创造之后在国际货币体系里的作用和发挥的情况。
特别提款权是1969年创造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时创造特别提款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弥补国际储备的不足。为什么？因为布雷顿森林体系从1944年成立之后，实行的是美元和黄金挂钩，其他国家的货币和美元挂钩，这等于间接地也和黄金挂钩，用这种汇率体制来为稳定世界经济提供一种机制。
在初期，它发挥了比较好的作用。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当全球对这个美元有比较大的需求时，美国如何把美元提供给其他国家，过去美国靠的是，其经常项目产生比较大的逆差，用这个弥补逆差的方法向世界货币体系注入美元。但这种机制本身也存在着缺陷，因为如果其国际收支长期逆差，会影响美元本身的汇率稳定。这就是所谓的特里芬难题。
再加上美国当时无法起到稳定世界货币体系的作用，而其他国家又面临着对国际储备的需要，在此情况下，才创造出特别提款权，用于弥补全球储备的不足。这是它被创造的主要背景，也是创造的目的。
而且在创造特别提款权时，执行董事会还做出决议，希望未来朝着特别提款权能够变成全球主要储备货币这个方向发展。但如果要想实现这个目的，特别提款权的发行机制就要能够做到持续地向全球货币体系注入新的特别提款权，保持特别提款权在全球储备中相当的比例，且在绝对量上要足够大。
但是，发行特别提款权这件事本身，需要在执行董事会上有85%的多数投票权批准通过才能施行。不过，美国的投票权占到17%以上，有否决权，出于政治、经济方面的考虑，美国在发行分配特别提款权上一直持反对、阻碍的态度。所以，历史上，特别提款权发行的数量太少，直到本轮全球金融危机发生。
为了尽快遏制危机，2009年，IMF被迫同意发行了2040亿特别提款权，相当于美元2500亿。但即便这样，加上历次发行的3次，特别提款权现在在全球总体储备之中，所占的比例大约2%，而在初期特别提款权创造之时，其比例应该是5%。
首先，因为它的比例数量太小，解决不了大问题；其次，特别提款权的使用比较局限，只能在IMF内部使用，而一些大的投行、商业银行等私营部门并没有特别提款权，所以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它没有流动性，不能使用和交易。这样就限制了其实际使用范围，影响了它发挥所谓作为全球主要货币的作用。特别提款权仅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前后发行了3次，总计约100亿的规模。从那以后，特别提款权债券就再没有任何其他机构发行。
如今，在中国的推动下，世界银行能够重新发行特别提款权债券，可以说是呼应了周小川的号召。周行长一再强调推动扩大特别提款权在国际金融领域的使用，这样才有利于未来使它变成一个超越国家主权的一种储备货币，起到稳定全球金融的作用。30多年后，能够发行第一笔特别提款权债券，用人民币来进行交易，这是好事情。
NBD：正式加入SDR后，人民币汇率未来一段时间会如何走？
魏本华：10月1日，人民币将加入特别提款权，特别提款权就要按照新的5种货币组成的篮子运行，这是国际货币体系一个新的开始。人民币在货币篮子中占比10.92%，位于美元、欧元之后，英镑、日元之前，这会增强人民币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信心，也更有利于汇率的稳定。
当然，说到汇率稳定，最重要的还是由经济基本面决定。中国经济的总体情况非常好，今年上半年维持6.7%的经济增长速度。更重要的是，中国主动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些宏观政策已初步取得成效。在经济市场各方面发生了非常正面的效应，再加上人民币入篮SDR，总体来看，人民币汇率会更加稳定。
NBD：受到美联储加息预期持续升温等因素影响，未来一段时间内，人民币是否面临着贬值的压力？人民币汇率特别是对美元的汇率会否继续存在着贬值的通道呢？
魏本华：我不这样认为。人民币汇率在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之下，已变得相对更加平稳、有效。当前，中国实行的是根据市场供求关系，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去年8月11日，中国又对人民币的汇率中间价的形成机制进行了改革。去年年底，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了货币篮子下人民币汇率指数。
从今年开始，从市场运行情况来看，大致可以说，在人民币的汇率形成上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参考前一天的收盘汇率，另一个是参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CFETS汇率，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因此更加完善，增加了一定的透明度和可预测性。对市场发出的都是正面信号，有利于人民币在中长期在均衡合理的价格上运行发展。
在人民币的汇率机制上，中国是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未来美联储加息的效应已被市场吸收了一部分。我们要看到，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篮子，以及新兴国家的经济影响力在全球经济中的GDP已经超过50%。客观地讲，美元发挥的作用相对有一定程度的减小。所以，对美联储未来实行所谓的normallization of monetary policy（利率正常化），我们已做好充分准备，应该不会对人民币造成所谓短时间内大幅贬值的情形。
NBD：近年来，中国金融改革步伐逐渐加快，比如之前的沪港通，以及即将推出的深港通，并不断引入新的金融产品。最近有观点认为，因为双向开放及国内金融改革的步伐过快，导致中国经济发展愈加陷入被动，您如何评价中国包括金融双向开放在内的金融改革步伐？
魏本华：说中国开放太快，或者批评我们太慢，我都不认同。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包括资本市场的开放，一直是完全在符合中国国情的大前提下施行的，是摸着石子过河的方式在稳定推进，对此我坚信不疑。
比如人民币汇率改革。第一次重大改革是在1994年，当时把市场上调剂汇率和官方汇率统一为一种汇率，取消了调剂汇率。这个汇率机制叫做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单一的有管理的汇率浮动制度。
这个单一的，并不是说和美元挂钩，而是相对于1994年之前两种汇率导致相对比较混乱的情形而说的。而且当年和两种汇率差价很大，最终实行了统一的汇率，结束了这种混乱局面。当然，配合这个改革，我们也在外汇管理制度上实行了结汇制，这种办法鼓励出口部门创造外汇，实践证明这个政策是正确的。后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外汇储备大大增强，中国变成了一个融入全球经济的重要国家。
第二次重大的汇率制度改革是在2005年7月21日。从1994年到2005年，中国处于探索并不断总结、丰富和完善经验的过程中，而且又迈出了关键的一步，把汇率制度变成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代替了过去对应单一货币的制度。
配合这个方案，中国在外汇管理、资本市场开放方面，也逐渐实行了一些改革，比如说QFII、QDII、RQFII等，这些改革是逐步推出的，是条件成熟了就推出一项。所以，我不认为我们的步伐太快。
个人认为，应该对中国金融市场开放持一种客观态度和历史眼光。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果，是稳扎稳打的。但我更倾向说，中国的改革领导者有决心，有勇气，在需要时能够啃硬骨头，让改革进入深水区。而且，改革不可能都是一帆风顺的。因为这毕竟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的，是在13亿多人口的大国里进行自主的改革开放措施，难免发生一些风险，但只要能够控制得住，改革步伐就应该迈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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